环球头条：赵培：从“貫革之射息”到“王道成”——《召南·驺虞》早期传解的转换逻辑及安大简的整理丨【学术研究】

2023-05-29 06:23:47 来源：京师文会

从“貫革之射息”到“王道成”

——《召南·驺虞》早期传解的转换逻辑及安大简的整理

文/赵培

(资料图)

引言：《驺虞》的整理所关涉的出土新证与经传传统问题

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》（文中简称“安大简”）公布以后，可知《召南·驺虞》篇的存在形态至少有四种。[①]第一种，驺虞为古乐名或射礼之乐名，其说见《墨子》《仪礼·乡射礼》《礼记·乐记》《韩诗外传》《礼记·射义》《大戴礼记·投壶》《周礼·春官·宗伯》《乐师》《钟师》《夏官·司马》《孔子家语·辨乐解》《史记·乐书》等所载；第二种，驺虞为天子掌鸟兽之官，其说见《礼记·射义》《商君书》、《新书》、《焦氏易林》、《五经异义》引鲁韩说等；第三种，认为驺虞为嘉瑞仁兽，见《毛传》《山海经》《六韬》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《淮南子·道应》《说文解字》等所载；第四种，认为诗中“驺虞”二字当为“纵乎”之讹，其诗关乎早期虞衡制度，其说见安大简整理者。第四种意见，因为同新出材料关联紧密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。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为关于“驺虞”的前三种说法或不可信，或为早期的一种文字“误读”经广为接受后谬种流传至今。

四种形态之间是何种关系，究竟孰是孰非，是否经由出土材料“验证”后即可一锤定音？在整理存在互证传世典籍的出土文献时，如何参考传统维度而又不受其制约？经典的整体性，或言系统性对出土古籍整理有何启示？传统歧见传解之间互异的内在逻辑是什么，出土文献是否有助于我们反观经学解读与接受之特点？以上问题，是当下我们讨论《召南·驺虞》篇时所难以回避的。

一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与《驺虞》篇的早期形态

《礼记·乐记》载：“王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。”郑玄注：“功成、治定同时耳。功主于王业，治主于教民。《明堂位》说周公曰：‘治天下六年，朝诸侯于明堂，制礼作乐’。”[②]《乐记》所载，功成与治定有次序之先后，而一经郑注，则其差别无存。实则，若就《驺虞》而言，其早期形态之转换同功成与治定之次序直接相关。

《礼记·乐记》载孔子与宾牟贾论《大武》之舞乐，孔子论及“牧野之语”：

武王克殷反商，未及下车，而封黄帝之后于蓟，封帝尧之后于祝，封帝舜之后于陈；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，投殷之后于宋。封王子比干之墓，释箕子之囚，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。庶民弛政，庶士倍禄。济河而西，马散之华山之阳，而弗复乘；牛散之桃林之野，而弗复服；车甲衅而藏之府库，而弗复用；倒载干戈，包之以虎皮；将帅之士，使为诸侯，名之曰“建櫜”。然后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。散军而郊射，左射《狸首》，右射《驺虞》，而贯革之射息也；裨冕搢笏，而虎贲之士说剑也；祀乎明堂，而民知孝；朝觐，然后诸侯知所以臣；耕藉，然后诸侯知所以敬。五者，天下之大教也。[③]

依照孔子所述，则武王克商之后存亡继绝、拨乱反正、遣散牛马、兵戈入库，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孔子言“散军而郊射，左射《狸首》，右射《驺虞》，而贯革之射息也。”如此则武王克商前后，射艺有过一次从“贯革”到“知止”之转换。军用之射，其必贯革而后有杀伤力，而射礼之射，则如孔子所言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[④]同篇又言：“射不主皮，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”[⑤]则射礼之争，在于能让和知止，不主贯革，而在于由射礼之过程观人心性之定否。孔子言“为力不同科”，实则区分了治乱之世，射艺功用之分别。当武王克商，功业初成，其举行郊射之礼，而东郊乐用《狸首》，西郊乐用《驺虞》，则二乐不仅当同射事相关，且亦当同“知止”之诫相关联。武王克商郊射而用二乐，则二乐之成当早于殷周鼎革之际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载：“周衰，礼废，列国兵争，复尚贯革，故孔子叹之。”[⑥]以此反观，则殷周鼎革确实出现过马放南山、兵戈入库的盛景，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兵革又起，孔子修起礼乐，其目的正欲以古礼之制昭示“止戈”之道。

可以推知，武王散兵郊射所取用之《驺虞》当为文王或更早时之古乐，而其关涉射猎，且寓意“止戈”或“知止”。郑玄《毛诗谱》从《序》即以《驺虞》为文王时诗。[⑦]此古乐所对应之诗篇，或即今传《毛诗·召南》之《驺虞》。[⑧]如此，关涉射猎且可用以演礼，寓含“止戈”之义则同《驺虞》篇的早期解释对应，时间在武王克商之前。若新见安大简《驺虞》中尚存更早时期的《诗》之形态，具体言之，即此篇的“ （从）”反映出《诗经》用字的更早形态之一，那么我们需要思考此形态与今传《毛诗》之间有着怎样的演进过程。当然，关于这一过程的梳理，同时也是对安大简整理者将“从 ”释作“纵乎”合理性与准确性的检核。

结合铜器铭文，以“ ”为“纵”者见于西周中期的蔡簋（05398）“ ”；[⑨]西周晚期的四十三年逨鼎组器（共十二器），其中四十三年逨鼎甲（02503）作“ ”；西周晚期的毛公鼎（02518）作“ ”；西周晚期的寅簋（05683）作“ ”。

作为语气词的“ ”，[⑩]西周金文中一般写作“虖”，如“呜呼”的“呼”，西周早期的何尊（11819）作“ ”；效尊（11809）作“ ”；效卣（13346）作“ ”；沈子它簋（05384）作“ ”；西周中期的班簋（05401）作“ ”“ ”。

作为动词的乎（呼），一般写作“乎”，如西周早期的叔夨鼎（02419）作“ ”；西周晚期的颂鼎（02492）作“ ”，等等。作语辞与作动词所用字形判然有别。

要之，如若安大简《驺虞》篇同早期《驺虞》有承接关系，则就字用情况来看，殷周之际《驺虞》篇中的“ ”，当写作“ ”或相近字形。

《驺虞》之形态不久及发生了一次转换，《墨子·三辩》中记载了墨子为了否定儒家之乐治，而先举圣王作乐之事：

昔者尧舜有茅茨者，且以为礼，且以为乐；汤放桀于大水，环天下自立以为王，事成功立，无大后患，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，命之曰《护》，又修《九招》；武王胜殷杀纣，环天下自立以为王，事成功立，无大后患，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，命曰《象》；周成王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，命曰《驺虞》。[11]

此处，墨子欲“非乐”，列举圣王用乐之愈繁其治愈寡的史实，以证成己说。关于古乐《驺虞》，其言成王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，则《驺虞》古乐又经成王附益制作，遂成为成王礼乐系统之规范的一部分，《礼记·射义》载：

其节：天子以《驺虞》为节，诸侯以《狸首》为节，卿大夫以《采苹》为节，士以《采繁》为节。《驺虞》者，乐官备也，《狸首》者，乐会时也；《采苹》者，乐循法也；《采繁》者，乐不失职也。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，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，卿大夫以循法为节，士以不失职为节。故明乎其节之志，以不失其事，则功成而德行立，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，功成则国安。故曰：“射者，所以观盛德也。”[12]

经成王之再定，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之射礼用乐齐分派齐备，而《驺虞》为天子射礼之乐。用作天子射乐之《驺虞》其传解也随之发生变化，其寓意百官齐备，制度完善。《周礼》所载亦同之。《春官·宗伯》载：“大射，王出入，令奏《王夏》；及射，令奏《驺虞》。”[13]《春官·乐师》载：“凡射，王以《驺虞》为节，诸侯以《狸首》为节，大夫以《采苹》为节，士以《采蘩》为节。”[14]《春官·钟师》载：“凡射，王奏《驺虞》，诸侯奏《狸首》，卿大夫奏《采苹》，士奏《采蘩》。”[15]《夏官·司马》载：“以射法治射仪。王以六耦，射三侯，三获三容，乐以《驺虞》，九节五正；诸侯以四耦，射二侯，二获二容，乐以《狸首》，七节三正；孤卿大夫以三耦，射一侯，一获一容，乐以《采苹》，五节二正；士以三耦，射豻侯，一获一容，乐以《采蘩》，五节二正。”[16]如此，则经过成王之重作，《驺虞》作为天子射礼专享之乐，其义在“乐官备也”。弭兵之乐一换而成为了歌颂周官齐备之乐，其中的关键除了对乐本身之调整外，还关涉到《驺虞》之诗传解的转换。

二、从贯革之射息到乐官备：作为天子掌鸟兽之官的“驺虞”

《礼记·射仪》言“《驺虞》者，乐官备也。”依前所述，则官备之说，当在成王的《驺虞》及其传解中体现出来。如此意味着“ ”逐渐被理解为天子掌管鸟兽之官，而在文字演进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后世用指天子掌鸟兽之官的“驺”字，从马的字形至秦才出现，如相家巷所出秦封泥“驺丞之印”。[17]此字职能早期当由“刍”字行使。从商代开始，刍先指刍草之事，后指以所刍之草喂养牲畜，则刍又有刍豢之义，[18]后引申为相关之官职，如西周中期扬簋（05351）中的“眔司刍”（其中刍字形作“ ”）等。刍上古在侯部，而从（纵）在东部，就《毛诗》用韵系统而言，侯东两部即存在通韵情况，如《大雅·瞻卬》中后与“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。藐藐昊天，无不克鞏。无忝皇祖，式救我后。”其中后与鞏押，知东侯通韵。

西周金文中用来指“虞林”的“虞”字一般写作“吴”，西周晚期的四十三年逨鼎组器（共十二器），其中四十三年逨鼎甲（02503）作“ ”；逨盘（14543）作“ ”；逨钟（15634）作“ ”。作为职官的“虞”也写作“吴”，如西周中期的同簋（05322）作“ ”；西周中期的免簠（05974）作“ ”。

作为虞侯之虞，如西周中期的虞侯政壶（12391）作“ ”；西周晚期的虞司寇伯吹壶（12394）作“ ”“ ”；西周晚期的散氏盘（14542）作“ ”“ ”；如此，这里虖和虞在当时发生关联，或因为虞侯之于同作为语词的“虖”之间存在形近之形态“ ”，另外两字上古皆在鱼部，亦可通。

要之，如果我们信从《墨子》所载，结合《礼记·射仪》，则《驺虞》中“驺虞”二字的形态在成王之后逐渐转换成“ ”。西周今文中常以“吴”表示“虞”，则其可能形态还有“ ”等。

结合传世文献来看。《商君书·禁使》载：“今夫驺虞以相监，不可，事合而利异者也。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若使马马能焉，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，利异也。”[19]此句蒋礼鸿锥指引俞樾《诸子平议》言：

《毛传》以驺虞为义兽，而《周官·锺师》疏曰：“今《诗》韩鲁说，驺虞，天子掌鸟兽官。”以此书证之，则韩、鲁说亦古义也。惟事合而利异当作事合而利同，《商君》之意，以驺虞两职，事合利同，不可使之相监，恐其互相容隐，故必马能言，始无所逃其恶。下文云：“吏之与吏，利合而恶同也。”是其明证也。[20]

俞樾所论，得《商君书》此句之旨，明确商君所言“驺虞”为天子掌管鸟兽之官。结合上文，则《周官》疏所言韩鲁诗传所承之“古义”，非但可上推至《商君书》此篇，更可呼应到成王之制乐用诗。诗之“古义”，或者更明确的说，宗周“诗义”之学的后世传承，除了被儒学系统的四家诗所损益继承外，其自身也曾随着王官之学形态的演进而传流下来。即便是我们看到韩鲁诗在“驺虞”的解释上同于古义，但系统考之，或可见其表象背后的多种可能。

贾谊《新书》卷六以《驺虞》论良臣顺上之志，其言：

礼者，臣下所以承其上也。故《诗》云：“一发五豝，吁嗟乎驺虞。”驺者，天子之囿也。虞者，囿之司兽者也。天子佐舆十乘，以明贵也；二牲而食，以优饱也。虞人翼五豝以待一发，所以复中也。人臣于是所尊敬，不敢以节待，敬之至也。甚尊其主，敬慎其所掌职，而志厚尽矣。作此诗者，以其事深见良臣顺上之志也。良臣顺上之志者，可以义矣。故其叹之也长，曰“吁嗟乎”。虽古之善为人臣者，亦若此而已。[21]

贾谊（前200-前168），据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所载：（贾谊）“年十八，以能诵《诗》属《书》闻于郡中。”[22]陈乔枞《鲁诗遗说考》：“贾太傅时惟有鲁诗，此所说《驺虞》诗，即鲁义也。”[23]此说或不确。刘跃进先生云：

贾谊不是纯儒，就其学术传统而言，他主要承继了荀子、李斯、张苍之学。……故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云：“汉兴，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则文学彬彬稍进，《诗》《书》往往间出。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，而贾谊、晁错明申、韩，公孙弘以儒显，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必集。”[24]

至于贾谊之《诗》学，其《贾谊<诗>学寻踪》一文中系统考辨《新书》之引《诗》情况，结合出土材料比较四家之异同，最后认为：

贾谊《新书》中论及《大雅·文王》、《大雅·皇矣》、《大雅·灵台》、《大雅·敬之》与四家诗从文字训诂到内容的解说是相同或相近的。这个现象说明四家诗同源而异流。虽然出现有先后，但是越是往前推，相同的地方就越多。……贾谊《诗》说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“雅”“颂”为主，涉及的《诗经》作品，就有10首出自“雅”“颂”，论及“国风”的仅仅3首。这是先秦说诗的传统。这说明，贾谊的《诗》学来自先秦的说《诗》传统。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读《邶风·柏舟》和《小雅·都人士》的解说，前者悉本于《左传》，后者源于《国语》。而根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国语》也是左丘明所作。这就很容易叫我们联想起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以及《经典释文》中关于贾谊的经学源于《左传》的记载。章太炎在《春秋左传读》、《春秋左传序录》、《春秋左传疑义答问》等夺取《新书》作为佐证。徐复根据文字训诂方面的材料，认为“新书中征引左氏说二十四事，足以窥见书中所存古字”。这些材料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，及贾谊经学源于《左传》系统。……贾谊继承了先秦《诗》学中学以致用的传统。……贾谊说《诗》，更加注重礼学的精神，接受的是春秋官学中“以诗为教”的传统。[25]

如此，虽然贾谊说《驺虞》近同于韩鲁诗说，尤其是鲁诗之说，但是，系统比较之后，我们能够发现，其同在源，而其流则生别。具体而言，贾谊的《诗》学更近同于先秦官学，也即属于宗周王官《诗》学的流裔，但仍无出其基本精神的框架，而四家诗则不同。同时，此现象的存在也提醒我们王官之学亦颇具生命力。

三、王道成：从乐官备到仁如“驺虞”

前引《礼记·射仪》所载“《驺虞》者，乐官备也，《狸首》者，乐会时也；《采苹》者，乐循法也；《采繁》者，乐不失职也。”此处《采苹》，《小序》言：“大夫妻能循法度也，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。”[26]《采繁》，《小序》言：“夫人不失职也。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。”[27]《驺虞》，《小序》言：《驺虞》，《鹊巢》之应也，《鹊巢》之化行。人伦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纯被文王之化，则庶类蕃殖，蒐田以时，仁如驺虞，则王道成也。”[28]除了《狸首》为逸诗，不见于今传《毛诗》外，《小序》关于《采苹》《采繁》的解说皆同《礼记》近同，只是更为具化、体系化，其承接关系易判明，但是关于《驺虞》的解释，用了嘉祥瑞兽说。这是《驺虞》篇经儒家整理后又出现的新变。而《毛传》之说则更为纯粹，其言驺虞“义兽也。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，有至信之德则应之。”[29]

以驺虞为瑞兽之说，并非《毛诗》传解系统首创，而是有其多种来源，选取此说亦有多种因由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《毛诗》二十九卷，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”[30]。然但称毛公，不著其名。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始云：“赵人毛长传《诗》，是为《毛诗》”。依此，则传当为毛苌所作。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引《诗谱》云：“鲁人大毛公为《故训传》于其家，河间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”[31]。据此，则传又当为大毛公亨所作，其作传在小毛公苌立河间博士之前。《史记·五宗世家》云：“河间献王德，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。好儒学，被服造次必于儒者，山东诸儒多从之游”[32]。可知毛苌景帝时为河间献王博士，则毛亨作传当在文帝时期。综上言之，毛公之学自有渊源，而毛传之出当在汉初。至于《诗》的大小序，据陆德明所引沈重之说，则郑玄以为“大序为子夏作，小序是子夏、毛公合作，卜商意有不尽，毛更足成之。”[33]如果郑玄所言属实，那么以驺虞为仁兽有可能自子夏始，则春秋战国时期儒门已有是说。《后汉书·邓张徐张胡列传》载徐防之言：“臣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定自孔子；发明章句，始于子夏。”[34]结合后世三家诗训《驺虞》与此相异的情况，则儒门之说在战国的流传已有门内之别。

若此论原非子夏传《诗》之言，则为毛公新说，而其变更前说之理据亦不难明了。关于神兽驺虞，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载：

文王砥德修政，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。纣闻而患之，曰：“余夙兴夜寐，与之竞行，则苦心劳形。纵而置之，恐伐余一人。”崇侯虎曰：“周伯昌行仁义而善谋，太子发勇敢而不疑，中子旦恭俭而知时。若与之从，则不堪其殃；纵而赦之，身必危亡。冠虽弊，必加于头。及未成，请图之。”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。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，得驺虞、鸡斯之乘，玄玉百工，大贝百朋，玄豹、黄罴、青豻、白虎文皮千合，以献于纣，因费仲而通。纣见而说之，乃免其身，杀牛而赐之。文王归，乃为玉门，筑灵台，相女童，击钟鼓，以待纣之失也。纣闻之，曰：“周伯昌改道易行，吾无忧矣。”乃为炮烙，剖比干，剔孕妇，杀谏者。文王乃遂其谋。故老子曰：“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”[35]

此处叙说的是纣王拘文王于羑里，散宜生为讨纣王之喜而购求天下珍怪，所得中有驺虞、鸡斯之乘。《淮南子》所言驾车之神兽驺虞，具体形象见于《山海经·海内北经》载：

林氏国有珍兽，大若虎，五彩毕具，尾长于身，名曰驺吾，乘之日行千里。[36]

郭璞注：

《六韬》云：“纣囚文王，闳夭之徒诣林氏国，求得此兽，献之，纣大悦，乃释之。”《周书》曰“夹林酋耳。”酋耳若虎，尾参于身，食虎豹。《大传》谓之“侄兽”。“吾”宜作“虞”也。[37]

郝懿行笺疏：

《尚书大传》云：“散宜生之于陵氏，取怪兽大不辟虎狼间，尾倍其身，名曰虞。”郑康成注云：“虞，驺虞也。”是郑以“虞”即此经之“驺吾”，则“于陵氏”即“林氏国”也。“于”为发声。“陵”、“林”声近。“驺虞”亦即“驺吾”也，“虞”、“吾”之声又相近。《周礼》贾疏引经作“邹吾”，古字假借也。《周书·王会篇》“央林酋耳”，“央”，一作“英”，郭引作“夹”，字形之讹也。郭又引《大传》谓之“侄兽”，“侄”音“质”，今《大传》作“怪兽”也。《艺文类聚》九十九卷引郭氏讚云：“怪兽五彩，尾参于身。矫足千里，倏忽若神。是为驺虞，《诗》叹其仁。”[38]

由《淮南鸿烈》与《尚书大传》所载，可知汉初之人相信商周之际的散宜生曾获得过驺虞珍兽，以解文王之困。另外，关于此珍兽，《史记》记载建章宫后阁出似麋之兽，东方朔言：“所谓驺牙者也。远方当来归义，而驺牙先见。其齿前后若一，齐等无牙，故谓之驺牙。”[39]依照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所论，“驺虞、驺牙、驺吾一物也，声相近而字异。”[40]则驺虞作为瑞兽，又为可预见远人归义之神异。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虞，驺虞也。白虎黑文，尾长于身，仁兽，食自死之肉。”[41]许慎取《毛传》之说，其讲法更丰富了驺虞的形象，认为其为长尾黑纹白虎，为仁兽，且不杀生，只吃自然死亡之肉。如此，则驺虞作为瑞兽的形象基本上被勾勒出来了。

作为仁瑞之兽，其被儒家《诗经》阐释传统吸纳进来可谓顺理成章。我们从孔子对麟的态度上，就不难理解为何子夏及其后学，一直到毛公，偏爱驺虞为瑞兽之说了。另外，儒家的天人相应思想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。从《尚书·洪范》的君德与天气之应到孔子《春秋》之重灾异，到《中庸》言“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”，[42]再到董仲舒系统的天人感应说，都为驺虞为瑞兽说提供了学理与现实上的合理性。汉武帝时，西狩获麟、渥洼水出天马、泰山见黄金，祥瑞迭出，当此之时，驺虞为瑞兽之说便更易接受，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言：“于是历吉日以齐戒，袭朝衣，乘法驾，建华旗，鸣玉鸾，游乎六艺之囿，骛乎仁义之涂，览观《春秋》之林，射《狸首》，兼《驺虞》，弋玄鹤，建干戚，载云睅，揜群《雅》，悲《伐檀》，乐乐胥，修容乎《礼》园，翺翔乎《书》圃，述《易》道，放怪兽，登明堂，坐清庙，恣群臣，奏得失，四海之内，靡不受获。”[43]《封禅书》中写到：“然后囿驺虞之珍群，徼麋鹿之怪兽，䆃一茎六穗于庖，牺双觡共抵之兽，获周馀珍收龟于岐，招翠黄乘龙于沼。鬼神接灵圉，宾于闲馆。奇物谲诡，俶傥穷变。钦哉，符瑞臻茲，犹以为薄，不敢道封禅。”[44]相如文中，列驺虞于祥瑞异物之间。此外，有《驺虞颂》，其言：

般般之兽，乐我君囿；白质黑章，其仪可喜；旼旼睦睦，君子之能。

盖闻其声，今观其来。厥涂靡踪，天瑞之徵。茲亦于舜，虞氏以兴。[45]

司马相如的《封禅书》中《驺虞颂》与《嘉谷颂》《白麟颂》《黄龙颂》等同列，皆为祥瑞中之代表。此颂当中，驺虞出现在天子苑囿当中，其色黑质白章，其态可爱，而司马相如言就其所兴而言，则帝舜之时，百兽率舞，驺虞已在其中。马瑞辰笺解“吁嗟乎驺虞”句云：“（此句）与‘吁嗟麟兮’句法相似，麟既为兽，则驺虞亦兽可知。《周官·钟师》贾疏引《五经异义》载古《毛诗》说，《周南》终于《麟趾》，《召南》终于《驺虞》，俱称嗟叹之皆兽名，其说是也。”[46]马瑞辰认为当释驺虞为兽，关于欧阳修所谓《毛诗》未出之前，未有以驺虞为兽名者，马氏亦举四证辨析其说之不当。[47]另外，马瑞辰认为驺虞即白虎，为应信之瑞兽，其云：

驺虞，白虎黑文，亦通名白虎，以为玉饰，字作琥。《周官》“以玉作六器”，云“以白琥礼西方”，《晋中兴书》云：“白琥尾参倍其身”，孙氏《福瑞图》云：“白琥西方义兽，白色黑文，名驺虞，尾倍其身，故《开元礼·避讳》云：‘礼西方以驺虞’”是也。哀十四年《左传》服虔注云：“思睿信立白虎扰”，与《毛传》言“有至信之德”合。皆白虎即驺虞之证。则知《尔雅》所云“甝，白虎”，即驺虞耳。《毛传》以驺虞为义兽而应信。《说文》：“虞，驺虞也。白虎黑文，尾长于身。仁兽也。食自死之肉。”说本《毛传》，而“义兽”与“仁兽”异。然《毛传》“不食生物”正见其仁。吴薛琮《驺虞颂》云：“婉婉白虎，优仁是崇”，正与《说文》驺虞为仁兽合。惟《山海经》既云孟山有白虎，又云林氏国有驺吾，郭璞作《驺吾》《白虎》二讚，似不得合为一。然驺虞要亦白虎属耳。至《毛传》、《说文》皆云白虎黑文，《山海经》则云五彩毕具，盖先儒传闻各异，其言尾长于身则同。《广雅》又以驺吾为马属，此后人以驺吾日行千里，因以名其马，非以驺吾本为马也。[48]

马瑞辰主要辨析了四个问题，一是以驺虞为瑞兽不是肇端自《毛诗》经解系统，而有更早渊源；二是《尔雅》当中为何不载驺虞；三是如果驺虞即白虎，《山海经》中为何驺虞、白虎并置，且郭璞注分别讚之；四是《广雅》中为何以驺吾为马属。就其所论，基本上廓清了相关疑问。

此外，以神兽解“驺虞”又可以与弭兵之射的别一用乐，即《狸首》相对应。换言之，右射《狸首》自身就暗示着左射之用乐之名亦同兽类相关。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狸，伏兽。似貙。从豸里声。”[49]再者，驺虞为仁兽说匹配于《毛诗》内部的系统性。安大简《诗经》中“周南”“召南”诸篇同今传《毛诗》篇名与篇序基本无差，可知这两部分的稳定性。前引马瑞辰之说，“周南”以《麟趾》终篇而“召南”以《驺虞》终篇，故驺虞当同麟为瑞兽。《毛序》言：“《麟之趾》，《关雎》之应也。”“《驺虞》，《鹊巢》之应也。”二南组诗之间收尾相应亦提醒我们，其对应解释系统不仅形成较早，且有着内在统一性。这一系统当中，以驺虞为仁兽说较“乐官备”之说更合宜。

最后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《诗小序》的“杂糅”性，关于《驺虞》，除了言其为《鹊巢》之应外，又言“《鹊巢》之化行，人伦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纯被文王之化，则庶类蕃殖，蒐田以时，仁如驺虞，则王道成也。”其中“朝廷既治”指向“乐官备”之说，“庶类蕃殖，蒐田以时”则指向更早的田猎知止之说，而“仁如驺虞”又指向仁兽之说。可以说《驺虞》之《小序》集历代传解之大成。这种现象的出现，使我们怀疑，《小序》是经过不断增益而成，非一时一家之学。当然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有专文讨论。

四安大简《召南·驺虞》篇的整理问题

分析了《驺虞》篇用字形态及其传解的历时性变化，我们来看安大简的《召南·驺虞》的整理。安大简《驺虞》，整理者认为：“简本《驺虞》三章，章三句，较《毛诗》多出一章。简文虽有残缺，但可参照《毛诗》补足所缺。”如此，参考整理者注释，则其全篇如下：

彼茁者葭，一发五豝。于嗟从（纵）乎。

彼茁者蓬，一［发五豵。于嗟从（纵）乎。］

［彼茁者］蓍，一发五麋。［于嗟从（纵）乎。］

整理者注：“从：《毛诗》作‘驺虞’。，从口、虎声，黄德宽读作‘乎’，并认为‘从乎’可读为‘纵乎’，意谓放纵、放生。毛传：‘驺虞，义兽也。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，有至信之德则应之。’当从简本读‘纵乎’。”[50]

注释中所引黄德宽先生之说见《略论新出战国楚简〈诗经〉异文及其价值》一文，其言：

如果从语言上看，这组异文完全可以理解为通假关系。“驺”属庄纽侯部，“从”为从纽东部，二者对转可通；“虞”与“ ”声符相同，“虞”疑纽鱼部，“ ”以“虎”为声符，属晓纽鱼部，于音也相通无碍。在此诗流传吟诵过程中，这组异文的出现实际存在两种可能：一是因读音相近而将“驺虞”写作通假字“从 ”，二是因将“从 ”误读而附会成传说中的义兽“驺虞”。[51]

从其后文论证中，显然黄先生是认同第二种可能的，即将“从 ”误读而附会成传说中的义兽“驺虞”。楚文字中，“ ”多用作“乎”或“呼”，所以“于嗟从 ”可读作“于嗟从乎”：

（在《驺虞》篇中）将“从”释作“逐”，理解为“驱逐”，显得文通字顺。根据先秦汉语用字习惯，“从”还可读作“纵”，在诗中理解为“放生”也是可能的。……这首诗与上古虞衡制度有着深层关系，是上古“毋麛毋卵”田猎“常禁”的具体体现。《驺虞序》以及《鲁诗》《韩诗》对“驺虞”的阐释，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内容。因此，“从”读为“纵”可能更加合适，该诗就是吟诵田猎时遵循常禁而放生幼兽的行为。[52]

由上可知，黄德宽先生认为《驺虞》偏中的“驺虞”，当写作“从乎”，读作其倾向于读作“纵乎”，意为“放生”。是上古田猎“常禁”的具体体现，结合《驺虞》篇的传统经解，其这一讲法同《驺虞序》以及《鲁诗》《韩诗》对“驺虞”的解释所关涉的历史文化内容，也即上古虞衡制度有所呼应。

结合前文所论，黄先生所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，只是其将这一变化放在“先秦”的时间限定中，过于宽泛。另外，并没有考虑安大简《诗经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。安大简的二南诗篇较之传世《毛诗》，究其篇章数量与篇章次序而言，几无差别，可见《诗经》二南部分的汇编与稳定成型至晚是在战国早期，很有可能早至春秋时期。就此来看，结合传世文献所载，《诗经》经过孔子编整或无疑问，只是其编整的具体样态已难全面知晓。

如果考虑到安大简《诗经》的系统性，其《驺虞》中的“从乎”应当破读为“驺虞”是没有问题的。

如若依黄德宽先生所论，读作“从乎”，则必须对其“异质”原因作出解释。我们不否认《驺虞》篇早期有“止杀”之义，且其实同田猎相涉，但结合前文所论，这种形态的《驺虞》在西周时期或已非主流，那么楚地所出的《诗经》文本何以“存古”，需要作出解释。一篇不同于四家诗用字形态的诗进入到整齐的战国早期的《诗经》文本系统当中，首先，说明古篇有其流传渠道，并且有其接受者，如贾谊所习之《诗》学；其次，“二南”的诗篇组合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非常稳定，可谓常识，是一个基本框架，不同来源的诗篇总是以这个框架为“归宿”。所以我们认为，在安大简抄者的知识系统和可利用的物质资源中，既有传古之诗篇，又有流行之框架（当然这个流行的框架也可能西周时期已有之），遂成我们今天可见之面貌。如此，在安大简《诗经》整理时就出现了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是要照顾《诗经》的系统性呢，还是更多地挖掘其文本中的早期特征。当然，其他出土典籍文献的整理也存在类似问题。

余论

从《驺虞》篇早期传解的转换中我们看到了礼乐文化的一种自我调整，那就是从“诗乐一体”发展成“诗德一体”，早期的以礼乐见德转换成以文辞见德，这也显示出《诗经》从实用性文本到阅读性文本的转变、从士大夫文本到文人化文本的转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以《驺虞》弭兵、散军、止杀之说并未随着诗篇功用之转换而完全消失。后世以驺虞为幡，军中以之解兵。西晋元康元年（291）为政权夺势，楚王司马玮与贾后合谋，杀汝南王司马亮，其后楚王又与贾后冲突，贾后听了太子少傅张华的建议，“张华白帝，遣殿中将军王宫斋驺虞幡出麾众曰：‘楚王矫诏，勿听也！’众皆释杖而走。”[53]又永宁元年（301），齐王司马冏起兵，朝廷大臣群起杀死擅权扰宫的孙秀党羽诸人，然后“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。”[54] 晋时之用驺虞幡正可与商周之际止杀之《驺虞》遥相呼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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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①] 这里所说的“形态”，不仅指诗篇文本的面貌，还包括诗篇功用及传解结构。

[②] 朱彬撰：《礼记训纂》，饶钦农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569-570页。

[③] 朱彬撰：《礼记训纂》，饶钦农点校，第596-598页。

[④] 《论语》卷三《八佾》，何晏注，《十三经古注》据永怀堂本校刊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第1961页。

[⑤] 《论语》卷三《八佾》，何晏注，《十三经古注》据永怀堂本校刊，第1962页。

[⑥]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65-66页。

[⑦] 冯浩菲：《郑氏诗谱订考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6-28页。按：《驺虞》最初为商末周初之诗在“召南”诸篇中并非特例，《行露小序》郑笺：“衰乱之俗微、贞信之教兴者，此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，当文王与纣之时。”《野有死麕小序》郑笺：“无礼者，为不由媒妁，鴈币不至，劫协以成昏。为纣之世。”

[⑧] 按：郑玄注《周礼·大司乐》“及射，令奏《驺虞》”曰：“《驺虞》，乐章名，在《召南》之卒章。”另外，《诗经》篇章同古乐名之相合问题，参见王国维《释乐次》《周大武乐章考》《说勺舞象舞》诸篇，收入《观堂集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84-113页。另外，关于《国风》歌诗乐诗形态的研究以可参见李炳海《〈诗经·国风〉的篇章结构及其文化属性和文本形态》（《中州学刊》2006年第4期）一文。

[⑨] 按：此文中铜器铭文编号依照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，下文不一一注明。吴振烽：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。

[⑩] 按：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乎”作为句末语气词在《尚书》和古金文中少见，仅《尧典》有“嚚讼，可乎？”一处，杨树达据此怀疑《尧典》晚出。详参杨树达《释乎》，《积微居小学述林》卷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60页。

[11] 孙诒让撰：《墨子间诂》，孙启治点校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39-41页。

[12] 朱彬撰：《礼记训纂》，饶钦农点校，第893页。

[13] 《周礼》卷二十二《春官·宗伯》，郑玄注，《十三经古注》据永怀堂本校刊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第478页。

[14] 《周礼》卷二十三《春官·乐师》，郑玄注，《十三经古注》据永怀堂本校刊，第481页。

[15] 《周礼》卷二十四《春官·钟师》，郑玄注，《十三经古注》据永怀堂本校刊，第487页。

[16] 《周礼》卷三十《夏官·司马》，郑玄注，《十三经古注》据永怀堂本校刊，第527-528页。

[17] 周晓陆、路东之编著：《秦封泥集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98页。

[18] 于省吾编：《甲骨文字诂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6年版，第890-895页。

[19] 蒋礼鸿撰：《商君书锥指》卷五《禁使》第二十四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136页。

[20] 蒋礼鸿撰：《商君书锥指》卷五《禁使》第二十四，第136页。按：《商君书》此句中的异文问题，详参《锥指》所录诸家之说及蒋礼鸿先生按语，兹不繁引。

[21] 贾谊撰：《新书校注》，阎振益、钟夏校注，新编诸子集成本，中华书局2000年版，第215页。

[22] 司马迁撰：《史记》卷八十四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第3020页。

[23] 陈乔枞：《三家诗遗说考》卷一《鲁诗遗说考》，王先谦编：《清经解续编》卷1119第4册，上海书店1988年版，第1190页上。

[24] 刘跃进：《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》，《文史哲》2006年第2期。

[25] 刘跃进：《贾谊<诗>学寻踪》，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》2003年第1期。

[26]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，陆德明音释：《毛诗正义》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，第52页。

[27]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，陆德明音释：《毛诗正义》，第46-47页。

[28]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，陆德明音释：《毛诗正义》，第68页。

[29]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，陆德明音释：《毛诗正义》，第68页。

[30] 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三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08页。

[31]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疏，陆德明音释：《毛诗正义》，第11页。

[32] 司马迁：《史记·五宗世家》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，第2533-2534页。

[33] 陆德明撰，黄焯汇校：《经典释文汇校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6年版，第119页。

[34] 范晔撰，李贤注：《后汉书》卷四十四《邓张徐张胡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1500页。

[35] 刘文典撰：《淮南子集解》卷十二《道应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482-483页。

[36] 郝懿行：《山海经笺疏》，栾保群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9年，第298-299页。

[37] 郝懿行：《山海经笺疏》，栾保群点校，第299页。

[38] 郝懿行：《山海经笺疏》，栾保群点校，第299页。

[39] 司马迁撰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六《滑稽列传》，第3896页。

[40] 王应麟：《困学纪闻》卷三“诗”条云，孙通海校点，北京大学《儒蔵》编纂中心编《精华编》第199册“子部杂学类”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，第77页。

[41] 许慎撰，徐铉校定：《说文解字》，据陈昌治本影印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98页上。

[42] 《礼记》卷十六《中庸》，郑玄注，《十三经古注》据相台岳氏家塾本校刊，第1079页。

[43] 司马迁撰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一十七《司马相如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第3686-3687页。

[44] 司马迁撰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一十七《司马相如列传》，第3713页。

[45] 司马迁撰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一十七《司马相如列传》，第3719页。

[46] 马瑞辰：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三，陈金生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104页。

[47] 马瑞辰：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三，陈金生点校，第104-105页。

[48] 马瑞辰：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三，陈金生点校，第105-106页。

[49] 许慎撰，徐铉校定：《说文解字》，据陈昌治本影印，第196页上。

[50] 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，黄德宽、徐在国主编：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，中西书局2019年版，第98页。

[51] 黄德宽：《略论新出战国楚简〈诗经〉异文及其价值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3期。

[52] 黄德宽：《略论新出战国楚简〈诗经〉异文及其价值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3期。按：此处黄文原注有待刊稿《〈诗·召南·驺虞〉与上古虞衡制度》一篇，尚未见刊出。

[53] 司马光编著，胡三省音注：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二《晋纪四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2611页。

[54] 司马光编著，胡三省音注：《资治通鉴》卷六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2659页。

-全文完-

原文发表于《北方论丛》2021年第5期，引用请以原刊为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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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赵培

赵培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。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传世与出土文献，关注与此相关的《尚书》学、早期典籍经典化、经学史及古文字学。曾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（2015年秋）。出版专著《<书经>之成立》（即出），在《中国语文》《文献》《学术月刊》《清华大学学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，多篇文章被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》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全文转载或摘编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（“《尚书》经典化研究”，项目编号：18BZW035），参与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。博士论文《<书>类文献的早期形态及<书经>成立之研究》获北京大学2017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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